在淮海战场上，杜聿明和文强对空投物资的分配产生了很大的疑惑。尽管物资空投数量很多，但他们收到的却极其有限。无论怎样计算，文强得到的物资远远低于南京方面提供的数据，而且这一差距似乎越来越大。因此，文强特意找到杜聿明，表达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担忧。他认为，由于被困在徐官庄战场上的部队只收到了空投物资的三成，这一定是南京方面负责空投的“空投司令”出了问题。
根据文强在《口述自传》中的描述，杜聿明并未认同他的担忧。杜聿明表示，这位“空投司令”曾在滇缅路与他一同作战，打过日本人，从他的过往经验来看，并没有显示出任何问题。既然杜聿明这样说，文强只能选择相信。然而，当杜聿明和文强最终在淮海战场上被俘，被送进“高俘团”后，他们在会见这位“空投司令”时，看到他穿着华东野战军的军装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似乎一切都豁然开朗了。此时，他们才恍然大悟，之所以在陈官庄战场上仅能获得三成的补给，可能与这位“空投司令”本身的情况密切相关。
但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并没有明确指出这位“空投司令”的名字。后人根据文强自述的零星线索，推测这位“空投司令”可能就是段仲宇——曾策划蒋军伞兵三团和辎重汽车二团起义的人。然而，这个推测是否准确呢？答案未必如此明确。
展开剩余74%大量投诚或被俘的原蒋军将领们，确实写了许多回忆录，其中不少是基于他们亲身经历的真实记录，但同样也掺杂了他们的个人观点。至于这些观点，我们可以把它们当作一种看法，但这是否等同于事实呢？就拿文强在《口述自传》中提到的杜聿明对这位“空投司令”的描述来说，其中就有不少不准确的地方。
例如，段仲宇的履历表明，他曾在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担任过科长和处长，进入驻印军的时间是在1944年，而杜聿明在滇缅路作战时，是在1942年。而且，驻印军并非由杜聿明指挥，两人虽可能认识，但在1942年段仲宇根本没有参与过滇缅路的作战，因为那时他刚刚从陆军大学毕业，留校担任教官。所以，杜聿明所谓段仲宇曾与他一起打过日本人的说法，显然是一个误记。
再来看看段仲宇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职务。段仲宇在驻印军待了不到一年，回国后短暂担任了第6战区独立炮兵第四团团长等职务，直到1948年才被任命为徐州第十一兵站少将分监。但他在此岗位上仅待了一个多月就因黄百韬的排挤而离职，随后返回南京。黄百韬之所以排挤他，是因为兵站分监的职位对战斗力的制约作用极大，黄百韬需要将这一关键岗位交给自己人。段仲宇的离职虽是坏事，但对他个人而言，或许也是一种解脱，因为如果继续与黄百韬关系密切，他很可能无法避免被困在碾庄。
段仲宇后来返回南京，担任上海港口司令部副司令等职务，而这与淮海战场上的空投事务毫无关联。因此，段仲宇根本不可能是那个“空投司令”。文强在《口述自传》中提到的空投物资三成的现象，不能归因于段仲宇的失职。
杜聿明和文强为何如此确信这位“空投司令”就是段仲宇呢？或许他们基于段仲宇曾担任徐州兵站分监的职位，因此推测他可能与空投事务有关。但实际上，段仲宇早在1948年11月就已经调任了其他职务，离开了与淮海战役相关的区域。如果段仲宇真的在空投事件中有所作为，他的影响力也未必足以左右整个空投行动。
事实上，这次空投任务不仅仅依赖蒋军空军，还有陈纳德的运输公司参与。但由于陈纳德公司收费过高，蒋军最终选择全部由蒋系空军负责。杜聿明在逃亡前曾下令，部队只携带七天的粮弹，计划在阜阳补给。然而，由于计划遭到蒋氏的多次干预，最终杜聿明的部队在陈官庄被华野包围，空投行动成为唯一的救命稻草。
蒋氏为了确保补给通畅，调动了大量资源，甚至动用了空军两个运输大队及陈纳德的运输公司。然而，空投时的混乱局面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了大量物资未能准确投放到指定区域。蒋军的空投任务一直由联勤总部的运输署长赵桂森负责，而在具体执行中，指挥空投的并不是赵桂森，而是联勤分监司令陈可。
至于其他可能的“空投司令”，如程藩斌，虽然他的军衔较低，但他在空运任务中的重要性不可小觑。程藩斌参与了多次关键的空投行动，包括黄百韬、黄维和杜聿明的空投，但都未能成功解救被困部队。
那么，为什么杜聿明和文强会将这次失败的空投归咎于段仲宇呢？从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历史的惯性思维。面对失败，蒋军将领们习惯性地寻找外部因素为自己辩解。对于杜聿明和文强来说，找到了一个可以推卸责任的对象，似乎比揭示空投失败的真正原因更为重要。
至于“空投司令”的真实身份，到底是段仲宇、陈可，还是程藩斌，又或是另有其人，可能永远没有确切的答案。这个谜题，或许只属于当时的历史人物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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